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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開啓,中國何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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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來源: FT中文網/日期: 2020-07-31

近期美國對南海立場的轉變、中美互相關閉領館事件,讓兩國間的沖突敵意不斷加劇。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裏斯托弗•雷、司法部部長巴爾之後,7月23日,國務卿蓬佩奧又在加州發表了第四場對華政策演說,將敵對的政治表達推向高潮。他宣稱1972年前總統尼克松以“引導改變”開啓對華“接觸戰略”的失敗;認爲“美國不能再忽視兩國之間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根本不同”。他還借尼克松“如果中國不改變,這個世界就不會安全”的觀點,來揭示美中關系對抗的曆史性本質。蓬佩奧這份演講,已被外界直接解讀爲“臨戰宣言”!

回顧過去兩年,中美關系急轉直下。自貿易戰開打,美國政壇、金融界與知識界就已在經貿議題之外,表現出明確的意識形態焦慮。2019年副總統彭斯在兩次對華政策演說中,表達出對中國貿易與市場開放上的失望,被外界解讀出一種冷戰味道。同年的冬季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金融家喬治•索羅斯以《中國是開放社會最危險的對手》爲題發表演講。這些涉及政經兩界並具代表性的言論,顯露出中美間已在多領域形成不可調和之勢。對此,筆者曾在FT中文網上發表《中美關系轉向,中國何以自決?》一文,表達對中美走向冷戰的憂慮。而今年一場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終于使雙方沖突直線上升,令冷戰成爲正在發生的現實。

中美關系走向破裂的必然性

可以說,面對這場已然拉開序幕的冷戰,中國方面並無准備。美方的“綏靖政策”與中方的“韬光養晦”,幾十年間“相得益彰”,雙方當然各有重大的戰略考量。正如許多中外學者都意識到的,美國大力支持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運行,是爲了實現自己一套經濟加政治的預設目標:隨著中國經濟融入西方體系,國際市場的自由元素也將逐步消除“計劃經濟”的痕迹,並將中國納入西方現代社會的主流價值中。關于這一點,中國高層和精英們當然明了。但不能完整理解美國的真實狀態,即她的曆史地位、現實動力,無視其社會政治結構,以及她在全球機制中的絕對優勢,常使中國某些決策部門,甚至知識分子,在不經意間誤入認識的迷途,産生經濟、文化與政治等不同視角上的常識匮乏與一廂情願。

所以“翻臉”又是必然的,因爲這是一種基于“現實”而缺少“理想”的關系。美國華爾街集團的資本利益,以及少數社會精英與政客們的眼界觀念,最終從不同角度斷送了中美關系正常健康發展的可能性。而中國內部自身同樣也出現一種非理性的、有悖市場規則的經濟運行的力量,損害了自己的信譽與後勁,産生了無法讓西方經濟體徹底認同的被動局面。中美之間始終沒能建立關鍵的價值互信,外表親密的關系更像一場無愛“婚姻”,如此“家庭”關系也必然走向破裂。

缺乏真誠與透明的關系中,難免發生各種誤判。隨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際地位如日中天,“超越美國”似乎成爲指日可待的共識。的確,“一帶一路”、“中國制造2025”都成爲國際輿論熱點,華爲等中國科技巨頭也一時成爲戰無不勝的神話;不少私企老板成了納斯達克或華爾街的“主人”,而某些政治精英們也開始勾畫中國“後來者居上”的藍圖。特別是川普政府上台後,更是有人認爲,一個即將回歸保守主義傳統的美國,一定會逐步淡化對世界的領導角色,留出的空檔裏,便可以填進中國經驗與模式。更有人認定美國從此走向衰落,21世紀屬于中國無疑。這些態度與言論的持續存在,讓美國一些知識精英深爲警惕與憂慮。曾一直被認爲十分“親中”的美國著名中美問題專家、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是其中最早出現立場反轉的一個典型。近期他再次亮相,將眼下的中美關系明確地定義爲自美蘇之後的“冷戰2.0版”。

筆者以爲,中美間的各種誤判造成了重大的信息不對稱。而中國最大的盲點,在于自陷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意識,亦即,認爲中美之爭是因“老大”懼怕“老二”崛起,試圖打壓遏制後者而起。許多人完全忽略中美兩國之間的特性差異,以及綜合國力上的差距。必須承認,今天的美國依然是大而強,而中國則是大而弱。美國之強,不在于擁有世人都渴望的堅挺的美元、科技和武力,其背後是一種聚合深厚的現代化資源,被世界多數國家認可的文明制度。而中國弱,是因爲在諸多領域都依然落後,堅挺龐大的GDP經不起龐大人口的分攤。中國也並未構建起體系完整的、可向全球延展的“思想價值鏈”。中國的發展成就雖然已不可輕易藐視,她已可以持續影響這個世界,但前提是,她必須同美國結伴而行。

眼下美國提出“理想主義指導下的現實主義”新戰略,不再將中國繼續視作“發展中國家”,並誓言挑戰這個“勢均力敵的對手”。這雖然表明中國的大國地位已被尊重,但兩國已不再像以往那樣可以平和地合作勾兌。對此,中國需要亮出態度,拿出對策。作爲後發的經濟大國,中國的確具有驚人的創造財富的能力,但也缺少現代政治大國妥協和談、以曲求伸的謀略與經驗。雖然中國不缺自己“理想主義”的一面,只是表述起來,還必要有更多現代性實踐的支撐。

中國應消除誤判、柔和挽回、避免冷戰

中美沖突以來,國內智庫的力量似顯單薄,看不見應對事件、解決棘手問題的群體智慧。更多處于邊緣的學者,則只能表達出零散的思考與憂慮。在輿論大場域中,依然可以聽到各種不同角色的高調抗美。極少數不谙戰略卻表現鷹派的口炮型學者們,依然沈浸在“中國將成爲世界中心”的自我感覺裏,擺出一副可與美國輕松對壘的強勢,有的甚至揚言要“敢于對美國發動凶猛地進攻”。個別超級名嘴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又再次激蕩,“摧毀近海的美國基地是很容易的,航母來幾條打沈它幾條一點問題都沒有!”——這種完全以自我爲中心的魯莽的耍威風,無異于給中美關系火上澆油,將本可能爭取的緩和局面攪成泡沫。

不過近期,體制內也出現了不少理性積極的反應,顯然意在給中美雙方提供努力複合的機會。北大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教授是較早意識到中美關系轉向危險的中國學者之一。作爲專家智囊,他認爲中美關系應當堅守三條底線:避免戰爭;維持一定水平的經貿交往、技術交流、金融合作;保持一定規模的人文教育交流,應保持耐心、信心、韌性。他還相信“中美關系重新走向正軌,只是時間問題和機遇問題。”

中國前副外長、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瑩女士在最近的一次論壇上發表了如此看法:“要考慮主動出牌,推動在關鍵領域坦誠對話,彼此真正傾聽,切實解決雙方合理關切。當然,我們采取主動,並不是說我們也要提出對抗,我們做出的選擇,或者主動做的一些事情,首先要維護中國的根本利益,同時也要考慮解決美方的合理關切,還要符合世界和平發展的大方向”。這一發言獲得了外界的格外關注,也引人思考:什麽是“中國的根本利益”?它與“美國的根本利益”之間是否必然沖突?如果二者都立足于“人類文明”這個價值維度,就不可能只是一種勢不兩立的選項。

傅瑩說,“未來中美是否會陷入零和對抗、抑或實現‘競合’關系,關鍵要看兩國能否客觀判斷對方的實力與意圖,進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標相容的空間。”那麽,在這個可以“相容的空間”中,雙方能否就長期被回避的文化與制度間的沖突,做出探索?事實上,冷戰正是意識形態之戰,雙方必然在文化和制度的層面上狹路相逢,這是中美雙方都應正視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大課題。但放眼未來,若要實現真正的人類間的和平共處,除了直面別無選擇。

優質的文明形態,曆來是光明磊落的,也具備強大的向心力與輻射力,可以所向披靡。假設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套比“普世價值”更先進的文明話語,就必須走出國門,向其它國族做更有效的表達和更深度的交織。但在人心向背上,傅瑩在另一個場合所說的“第三方力量”——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的盟友國家,以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似乎已經做出了站在美國一邊的選擇,哪怕他們必須放棄“來自中國的”物質“利益”。

面對一場新冷戰,中國是否能像前蘇聯那樣,展開一場涉及廣泛的意識形態領域持久戰?一個已開放了數十年、與外部建立了複雜的國際關系、依靠內外有機循環才能健康生存的中國,是否有足夠的實力來應對一場可能曠日持久的對抗、拆解與消耗?

對于曆史而言,“美蘇爭霸”的敘事絕不是一場喜劇而是悲劇。它不僅將世界生硬地劃作兩個敵對陣營,也將人類可以共通共享的文明價值切割得支離破碎。而冷戰結束後的俄羅斯盡管融進了民主模式,卻還是未能徹底擺脫與西方之間的互不信任的陰影。對于美國這樣的頭號強國,軟硬實力都還欠缺的中國不需要也不可能對其構成真正的挑戰。中國有自己更長的路要走,但必須是一條讓內外都放心的康莊大道。

中美短兵相接,不僅涉及經濟利益,更是一場涉及制度與價值觀的全新競爭。中國能做的是對急轉直下的形勢進行精准判斷、延遲節奏和柔和挽回,而不是推波助瀾,准備赴湯蹈火、決一死戰。今日的世界已亂象頻出,觀念分裂,思潮分流,消極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以及經濟一體化關系的扭曲,正使全球進入多種發展形態的不確定性。各大國之間的戰略平衡與穩定關系,無疑會有效緩解或結束這樣的負面趨勢。對中美兩國來說,真正的風險藏匿在其關系的變化中,而人口巨大的中國,若應對不佳,則可能成爲最大的受害者。

兩國應重啓和談,爲中國轉型創造空間

或許,只有站在現代人類政治道德的至高點,才能對國家間的制度作出優劣之比較。中美應盡量弱化意識形態,再實現一次理性對話,拓展更開闊的政治和談空間。中美關系凝聚著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原本有著廣泛的建設基礎,彼此間曾有過真實的利益融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也提倡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的進步價值觀,但顯然還有不足與短板。客觀上,中國可以借助這次機遇,從內政到外交調整各類重大關系,進行新一輪深刻的社會改革。

美國的“新戰略”表示不會遏制中國的正常發展,但要保護自身利益和繼續推進對外影響力。而中國一邊,除了保持在全球化中的積極影響力,還應同時展示具有一定說服力的價值觀。最近,美國福坦莫大學教授洪朝輝在一次題爲“弄丟的中美友好關系,能不能再找回來?”的發言中說:“學曆史能幫助我們産生四大功能:記憶、敬畏、謙卑和寬容”。他認爲,兩國關系只有建立在“共享的價值”上,才能和平共處。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便有墨子的“兼愛”、“非攻”之說:“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這些曆史的寶貴思想,可以讓我們學會以理服人,規避風險。

人類進入現代,文化依然多元,但值得聚焦的文明卻只有一種。這種文明,首先是以人爲核心、以人爲目的而建立的現代性的制度文明。對許多成功的現代社會而言,它體現爲一種意義廣泛、原則鮮明的憲政文明。其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根本價值,使人類在生存發展中有了堅實進步的支點,也讓國與國關系構建了互信的、持續發展的實質基礎。所不同的是,由于曆史與文化的差異,在如何完整地呈現這些價值的積極作用時,不同的社會區域在理解、表達與實踐上則不盡相同。對此,人類依然需要形成共識與助力,消除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宗教間的誤解與隔閡,讓現代文明成果能被更加廣泛而飽滿地分享,而非“另起爐竈”再建另類的文明秩序。

中美之間應該放棄一場全方位的較量。對美國來說,無論冷戰、熱戰,一旦發生,都要損耗納稅人的財力及漫長的精力與時間代價,其國內政治與經濟的負作用亦難以評估。而以中國現有的軍備實力,即使可以進行一場自衛反擊,但代價一定是更爲慘重的,僅就14億人口的平安生存,就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沈重現實問題。惟有擁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中華民族才有和平崛起的未來可言。依然強大的美國,需要修複受損的鼎盛時代的偉大元氣;而地位攀升的中國,同樣需要在現代性上狠下功夫,剝離不良的曆史負資産,並挖掘儒家思想資源中最優質的部分,來成就一個現代性的新型國家。

事實上,美國從來就不是什麽“帝國主義反動派”,中國也並非什麽徹頭徹尾的“共産”社會,中美早就形成了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混合生存狀態。50年的接觸交往,40年的密切合作,除了美國的“良好願望”沒有實現外,實際利益惠及了中美兩國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這一點,想必中美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們都心知肚明,只是緣于各種複雜的曆史與現實原因,或從一時利益需要的務實考量,而缺乏一種政治智慧來正視與解決“異質性”的重大問題。若彼此一致認同現代文明真實與持續的價值,僵局就有破解的可能。比如眼前,雙方都應將矛盾控制在已發生的事件之內。正當的批評與反擊是必須的,但無需以牙還牙、睚眦必報,以免惡性循環。

這一次美國表現出的主動出擊,有如地震,中國須拿出有效的應變能力,避免震級的提高。無論是中國失去美國,還是美國失去中國,都必然造成一種巨大失衡,而以美蘇之間的冷戰教訓看,也會讓全球範圍內的價值觀更加分裂,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領土與宗教問題更趨泛濫;二戰之後建立的和平發展、相對穩定的世界秩序亦面臨劇烈沖擊。

中美之間的各種矛盾或許遠比人們了解的要複雜得多。而眼下中國明智的做法是:放棄一切可能引發新對抗的舉措,避免矛盾的進一步升級、惡化,導致可能的局部戰爭;以“親仁善鄰、兼愛非攻”的外交理念,深刻調整應對戰略,並重申尊重美國對世界的主導地位,同時確保中國正常的國際發展空間;必要時,結合雙方的“合理關切”(當然包括意識形態),重啓全面的曆史性的和談,在《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框架下,擬定出一攬子可行性計劃,就正常貿易關系、相關制度改革、社會發展模式以及國際關系定位等,與美國達成一份雙方諒解備忘錄。

從美國這邊看,華盛頓應當遏制在大選到來前讓內政綁架外交的沖動,在理想主義的高度釋放善意,爲新的積極的價值交換提供對話空間。而中國則應以高度的現實主義智慧,推出足夠理性的的國家戰略,以柔克剛,以退爲進,不是期待“更猛烈的暴風雨”,而是盡快改變緊張而被動的局面,爲自己重新贏得一個正常的向現代性轉型的外部環境。

蘇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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